2020年11月29日，在陕西省人口学会的支持下，在陕西省社科联的资助下，2020中国人口学会年会心理福利与主观幸福分论坛在西安交大南洋大酒店顺利召开。该分论坛是由西安工程大学人口与社会政策研究所与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导师团联合组织，共邀请了八位发言人，分别从不同学科和不同研究视角，以新时期新的人口现象和问题为背景，围绕老龄人群、迁移人群和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心理福利、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以及农民工群体的婚姻稳定性问题、儿童健康照料问题、精准扶贫下的干群关系与社会公平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西安交通大学刘慧君教授对发言文章做出了精彩点评。
不同年龄组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和心理福利关系研究。郭秋菊和余雅君的研究重点关注了社会活动参与对不同年龄组老人心理福利的影响，她们利用2008年、2011年和2014年三期“中国健康长寿调查”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的低龄老人（60-69岁）、中龄老人（70-79岁）和高龄老人（80岁以上）不同形式的社会活动参与和心理健康的年龄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一些低强度的社会活动参与有利于改善所有年龄组的心理健康，例如，种花养草、读书看报、看电视或听广播能够显著改善低龄、中龄以及高龄老人的心理健康；而具有一定劳动强度的家务劳动以及种地务农的活动参与并没有改善低龄老人的心理健康，而这些活动却显著改善了中龄以及高龄老人的心理健康。由此可见，社会活动参与的类型与强度会对不同年龄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进行积极老龄化引导时不仅需要区分社会活动参与的类型与强度，还需要依据老年人的年龄段进行差异化的引导。
迁移中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抑郁症状的关系研究。刘茜、武媛媛和朱亚林的研究是以心理网络为分析视角研究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和抑郁症状的关系。她们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8年的数据，并利用STATA和UCINET软件对数据进行偏相关和网络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在抑郁症状网络中，流动与未流动中老人的抑郁症状排序不同，处于中心位置的抑郁症状存在明显差异。第二，在社会活动参与和抑郁症状联合网络中，流动与未流动的中老人抑郁症状受到各类社会活动参与的作用强度不同，不同社会活动对两类中老人抑郁症状的作用路径存在差异。
丧偶老人心理弹性与健康关系研究。李晓敏和董青的研究重点关注丧偶老人的心理弹性对其健康的影响，她们利用2019年陕西省丧偶老人社会适应与健康问题调查数据，使用Logistic模型和中介模型，研究了丧偶老人心理弹性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两者之间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丧偶老人的心理弹性与抑郁水平负相关，心理弹性水平越高，丧偶老人的抑郁水平越低。丧偶老人的心理弹性与自评健康、生活满意度正相关。即丧偶老人心理弹性水平越高，其自评健康越好，生活满意度越高。心理弹性通过抑郁水平影响丧偶老人的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心理弹性与老年人自评健康之间的关系，抑郁水平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其路径为“心理弹性→抑郁→自评健康”，即丧偶老人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抑郁水平越低，自评健康越好。心理弹性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抑郁水平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其路径为“心理弹性→抑郁→生活满意度”。即丧偶老人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抑郁水平越低，生活满意度越高。因此，从干预角度而言，通过心理的介入，提高丧偶老人的心理弹性水平，能够降低老人的抑郁水平，进而提高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改善自评健康状况。
精准扶贫下贫困村的干群关系与社会公平感研究。谢娅婷、刘斌和刘风的研究关注到贫困村居民点社会公平感。她们利用中国农业大学“中部省份脱贫攻坚成效总结”课题组开展调研所得数据，运用Amos软件建构结构方程模型，将社会公平感分为机会公平感和结果公平感两个维度，进行干群关系与社会公平感的关系研究。分析发现，当前贫困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水平较高，干群接触频率对机会公平感有显著正向影响；集体讨论频率对机会公平感及结果公平感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在精准扶贫行动中，我们应更加重视提升干群间的接触情况，不断加大贫困村居民参与集体讨论的频次，从而提升贫困村居民尤其是贫困居民的社会公平感。
中国迁移人群的收入愿望和主观幸福感的联系。李丹、杨晓聪和陆地的研究关注迁移人群不同的收入愿望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她们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0）的数据，从两种角度去探讨中国当地户籍居民和迁移人群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其一，从一种新的相对收入的衡量方法，即个人期望收入与真实收入的差额；其二，相对收入的一种非常普遍的衡量方法，即通过与相同社会社区中的其他人进行比较来自我报告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收入期望还是收入期望与绝对收入之间的差异都不会对移民群体以及当地居民的社会幸福感有任何影响。此外，结果也表明，尽管这些移民群体选择移民到其他大都市来寻求更好的职业、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准、实现更高的理想和追求，但是与那些自我评估的社会经济地位或社会等级（Socio-economic status）相比，个人的期望值、愿望对他们幸福感的影响力似乎微不足道。因此，攀比现象在中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便当个人怀揣着远大的理想前往大城市打拼时，他们的幸福感更大程度上还是与他们的攀比心理有较大关系。个人的期望和理想驱使他们前往大城市生活和工作，但是这与他们的幸福感并不直接相关。
谁来照料对儿童健康最有利问题。闫绍华、姜帆和彭莉平的研究比较了不同照料方式对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文章将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合并处理筛选出的儿童样本。结合儿童健康生产模型和儿童健康决定因素理论，构建包含照料方式的儿童健康模型，研究结果发现，正式照料在两个维度上对儿童健康有不同影响，正式照料会显著促进儿童年龄别身高z评分，但是并不会对年就医次数有显著影响。将非正式照料进一步分为父母亲自照料和老人隔代照料，发现正式照料和父母亲自照料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并无差异，但是与老人隔代照料相比，正式照料显著提高了儿童年龄别身高z评分，同时显著降低了年就医次数。从儿童健康的角度出发，正式照料和父母亲自照料均优于老人隔代照料。因此，正式照料是父母亲自照料的最优替代。在双职工家庭和正式照料供给不足普遍存在的现实背景下，许多家庭选择由老人隔代照料儿童，这对儿童健康是不利的。政府需要加强正式照料服务的供给，积极引导儿童照料方式的转变。
婚姻挤压下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主观幸福感。张群林和李志彬的研究对大龄未婚男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文章基于ABC-X模型构建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主观幸福感的分析框架，从压力源、资源、压力认知等方面全面系统的分析了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利用2020年8月至9月由西安工程大学组织的在全国农村地区进行的农村家庭婚姻状况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发现：（1）在压力源方面，婚姻挤压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婚姻挤压感越强，主观幸福感越低。（2）在资源方面，家庭经济状况、社会支持都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经济状况越高，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3）在压力认知方面，压力感知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婚姻方面的压力感知越强，主观幸福感越低。（4）在压力结果方面，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主观幸福感较已婚男性偏低。
农民工的婚姻替代与婚姻稳定性。李卫东的研究考察了性别比结构对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文章利用2016年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婚姻稳定性调查数据，探讨流出地性别比结构、流入地工作生活场域的性别比结构及流出地的地理空间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及其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女性农民工的婚姻不稳定性要显著的高于男性农民工。农民工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性别比结构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流入地工作和居住区域中异性多会显著的降低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而流出地的高性别比也会显著的降低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但流出地高的性别比会显著的提高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同时，流出地较差的地理空间也会显著的提高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以上结果表明，中国的性别失衡使得女性拥有更多的婚姻替代机会，从而会提高女性农民工的离婚倾向，但男性农民工由于再婚成本高从而使得其更愿意维持当前的婚姻。
精彩点评。
首先，刘慧君教授对发言进行总结，她指出论坛风格主题鲜明，论坛关注内容“虽然不顶天，但是绝对立地”，都是围绕社会人口转型背景下的“弱势群体的健康和福利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八位发言人的研究范式风格统一，都是较为规范的实证研究。
其次，刘慧君教授对分论坛的发言情况进行点评。
（一）余雅君同学与刘茜讲师的发言均关注到了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的关系，都研究了不同类型的社会活动，为我们识别了什么样的社会活动参与能够更有效地促进老年人的心理福利，十分契合积极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余雅君同学的发言探讨了社会活动参与对不同年龄组老年人心理福利的差异影响。可以进一步考虑中国的城乡差异，因为城乡二元化，农村老人与城市老人活动差异较大，如果混杂起来，可能不利于更清楚地看出问题；在分析策略上，要注意采用纵向数据需要控制基线的心理健康问题使研究结果更加可信。
刘茜讲师将心理网络视角引入研究中，研究设计独特。需要进一步说明使用心理网络的分析方法相比于传统分析方法的优势，同时需要规范细致地进一步阐释研究是如何利用统计型的数据进行网络的构建，构建的过程及依据。
（二）李晓敏副教授的发言关注心理弹性与主观健康，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研究视角独特。需要进一步阐释的问题，在研究中“抑郁”这一变量的定位，是属于主观健康的测量指标还是作为中介变量存在？同时，对于本研究的影响机制背后的理论假设需要进一步说明，把负性的“抑郁”作为中介变量的依据是什么？能不能用正向变量的作为中介，例如主观幸福感。
（三）谢娅婷讲师的发言关注到精准扶贫下贫困村村民的社会公平感，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需要进一步考虑机会公平感和社会公平感两个指标是否能很好的反映干群关系？可以考虑对题目进行调整，更好的契合研究主题，从题目看，社会公平感会影响干群关系，干群关系是比较宏观的概念，与研究的问题没有很好对应起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选择结构方程模型来进行研究分析。
（四）李丹副教授的发言很有现实意义，雄心壮志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学与人口学相结合，是比较吸引人的题目。可以进一步考虑将迁移人群再分开，把城城流动和乡城流动进行对比，分别观察两类移民者具体有什么样的差别？比如在雄心壮志上是否有什么差别？迁移人群和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对比价值不强，同时，可以先给出一个关于相对收入的统一界定，然后从不同衡量测算方式这个角度去进行分割，再给出了“雄心壮志”和“社会经济地位”两个测量维度。
（五）闫绍华副教授的发言关注了不同形式的照料对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文章利用四期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谁来照料对儿童健康最有利，研究对于理解生育及其配套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但研究仅把四期数据进行合并处理，如果能进行纵向数据分析，可能贡献会更大。
（六）李志彬同学的发言关注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主观幸福感，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地方：首先，在模型的构建上，选用心理一致感来测量压力感知的依据是什么，需要对心理一致感的含义进行介绍，需要进一步阐释清楚其作为中介的理论依据。其次，婚姻挤压感在研究中是指压力源，那它是不是也是一种压力感知呢？模型构建的逻辑要进一步理清楚。同时，在数据分析时候，涉及到已婚样本，如果仅仅是为了将其与未婚男性进行对比的话，意义不大，婚姻状况是影响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主观幸福感的，未婚导致幸福感低，建议不再纳入已婚样本。
（七）李卫东副教授的发言关注到农民工群体的婚姻稳定性，将宏观层面的性别失衡背景落脚到微观层面，将宏观上的婚姻挤压与个体的行为相匹配，研究视角具有较大的价值。分析性别失衡背景下婚姻替代机会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所具有的性别效应，可以进一步考虑性别失衡在不同地域之间对婚姻替代机会的影响，同时，可以对工作场所的性别比进一步细分。
整个论坛紧凑而高效，与会学者在会后展开了广泛地讨论。
